新年开篇，听到不少国内朋友在谈论“经济复苏”。大家似乎都抱着一种美好的愿景：随着各种政策的出台，熬过这两年，2026年中国的经济一定会更好。
但在我看来，这不过是一种美好的幻觉。在目前的体制逻辑下，经济根本性好转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。
这并非唱衰，而是基于底层逻辑的推演。
一、 经济常识：谁才是增长的引擎？
首先，我们必须回归一个经济学常识：无论什么政体，经济活力的源泉永远是民营经济，绝非国有企业。
这一点，中美两个大国已经是最好的对照组。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，国有（或政府主导）经济往往代表着低效率和弱竞争。看看美国的Amtrak（美铁）和USPS（美国邮政），这些带有政府注资或垄断性质的机构，常年效率低下、亏损严重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政府兜底，它们永远不会倒闭，自然缺乏生存的危机感和创新的动力。
反观美国的经济支柱，Apple、Google、Amazon、Tesla，哪一个是所谓的“国企”？再看看中国过去三十年的腾飞，真正的巨头和创新推手，又有几个是靠垄断资源的国企？ 只有给民营企业提供良好的生存土壤，经济才可能发展。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。
二、 现状剖析：“国进民退”与资金空转
基于这个逻辑，我们再回看中国目前的现状。
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：近年来，高层的路线非常清晰——党进民退。 大力做大国有企业，同时给民营企业套上层层枷锁。马云的“神隐”，就是一个极具标志性的历史信号。
结果是什么？国企们富得流油，但它们面临着“有钱没处花”的尴尬。资金要么趴在账上吃利息，要么投向一些毫无回报的基建项目。因为在压抑的市场环境下，实在找不到好的投资标的。 这就是为什么中央一顿“大撒币”，M2货币供应量屡创新高，但市场依然死气沉沉。钱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，而是在国企和银行体系内“空转”。民营企业被搞残了，市场失去了造血能力，输再多的血也只是制造泡沫。
三、 核心矛盾：中产阶级是“稳定”的敌人
很多人会问：中央为什么要这么搞？难道他们不知道民营经济的重要性吗？毕竟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成果摆在那里。
其实，问题的本质在于：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，经济改革是有天花板的。 甚至在某些阶段，经济发展会与政治稳定发生冲突。
举个极端的例子：文革时期，大家都穷，社会结构是扁平的（共同贫穷）。这种结构对独裁统治者来说反而是最“安全”的。因为没有掌握资源的独立阶层，所有人必须依附于权力才能生存。
现在的口号叫“共同富裕”，本质上其实是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与权力的回收。 经过三十年发展，中国诞生了庞大的中产阶级。对正常国家而言，橄榄型社会最稳定；但对威权体制而言，中产阶级是潜在的威胁。 这群人受过教育，有眼界，懂逻辑，甚至了解什么是民主法治。他们会开始质疑权力的合法性，会要求更多的话语权。这在统治者眼中，就是不折不扣的“不稳定因素”。
所谓的“底层互斗”，往往是统治者为了转移矛盾、消解中产影响力的手段。在一个只需要“听话”的体制里，消灭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中产，回归一种更加可控的社会结构，才是维持统治成本最低的方式。 请记住：对于独裁者而言，权力的安全永远高于经济的发展。他们不在乎GDP是5%还是2%，他们在乎的是晚上能不能睡个安稳觉。
四、 权力的恐惧：当资本试图左右政治
这里引申出第二个关键问题：民营资本的“僭越”。
有人问，马云不是既得利益者吗？为什么连他也被打压？ 答案很简单：当民营企业强大到一定程度，必然会寻求政治影响力。
看看美国，典型的“财团政治”。总统选举是烧钱的游戏，资金来源于各大企业的捐赠（Super PACs）。企业通过游说（Lobbying）影响政策，甚至左右立法。在美国，资本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驾驭权力的。
但这在中国，是绝对的红线。
以前“九龙治水”时期，权力的分散在客观上给了民营经济野蛮生长的空间，造就了经济腾飞。但时过境迁，当新任统治者惊觉民营资本已经壮大到了具备“与权力博弈”甚至“当面叫板”的实力时，为了维护统治的绝对安全，一场针对民营企业的系统性打压和整肃，便成了无法避免的必然。
当马云在外滩峰会上公开批评银行是“当铺思维”时，在上面眼中，这哪里是建议？这分明是资本试图染指金融监管权、公然挑战最高权威的宣战书。
所以，必须打掉。 所以底层的逻辑都是一样的：任何可能形成独立组织力、号召力，或者试图左右政策的民间力量，都必须被铲除。 疫情期间的“动态清零”就是最好的注脚：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，在“政治账”面前，统统要让路。
五、 结语
综上所述，逻辑链条非常清晰： 政治风向越收紧，政府管得越多，市场的活力就越弱。
目前的局面是，为了政治安全，不惜牺牲经济活力。这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。 如果你看清了这个底层逻辑，却还认为2026年经济会通过几个“政策红利”就突然变好，那我只能祝你好运了。